沈文林，威远县严陵镇人，１９１８年８月２０日出身于一个普通教师家庭。受家庭环境熏陶，从小聪明好学，深得父母厚爱。十二岁时随家迁至南京，进入南京钟南中学学习。在这里，有机会接融了大量的进步书刊和进步人士，启迪了革命民主思想，和班上进步同学一起，投身于学校地下党组织的学生运动。

抗战爆发后，上海沦陷，沈文林随父母又返回四川，寄住在成都舅舅家中。国难当头之际，具有爱国热情的沈文林在成都街头得知八路军抗日军政大学招生的消息后，立即写信给在重庆做事的父亲，表示了自己的志向。沈文林这一明智的选择，得到了父亲的支持，当年冬天从成都出发，饥餐渴饮，晓行夜宿，经过千辛万苦，于１９３８年４月到达延安，随即进入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最初分到三队十四队八组，后在四大队四队）学习。

在抗大这所革命熔炉里，沈文林由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青年迅速成长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１９３８年１１月底，抗大四期学员学习期满，组织上根据沈文林的写作特长，把他分配到八路军总政战地通讯记者团任战地记者。听到这一消息，沈文林掏抑制不住兴奋，立即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们的任务是非常重大的，我们要亲身参加这伟大的战斗，记述许多英勇的可歌可泣的史实，一切战斗的经验，政治工作经验，群众情绪，敌人之残暴行为……扩大国际国内宣传的影响。”

１２月初，沈文林和战友一道到八路军总政报到，被分在八路军战地记者团第四组，袁维舟任组长，沈文林任党小组长，采访的主要范围是１２０师活动的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当戴上“八路”臂章后，沈文林激动地宣称：“从今天起，我们都是八路军了，我要无愧于一个八路军战士。”

１２月３日（或４日），沈文林一行六人，昌着风雪从延安出发，经过１５天跋涉到达离敌人仅１８０多里地的山西岚县。当时贺龙已率１２０师主力深入敌后，去帮助吕正操同志率领的冀中八路军，巩固冀中抗日根据地去了。１２０师政委关向应、３５８旅旅长张宗逊接见了他们，重点介绍了从日寇手中收复苛岚、五寨等六、七个县城，以及滑石片战斗消灭日寇数百人的作战经过。可以说，这是沈文林作为战地记者的第一次正式采访，其情其景被总政电影团的袁牧之、吴印咸同志摄成电影，可惜此片送到苏联去洗印时不慎失火烧毁，丧失了这一珍贵的历史资料。

１９３９年４月，日本侵略军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大扫荡，沈文林参加了１２０师留守部队的反扫荡。在此期间，先后采访了边山、文水、西社等，边发三篇稿件，又带病两下平川去敌占区了解情况，在工作团帮助部队抓教育工作，两周时间写了四篇稿子，出了两期战报，用“戈里”笔名在延安陕甘宁机关报《新中华报》、晋西北党委的《晋西日报》上连续报道八路军在敌后战场的战绩。５月，记者小组开始分散活动，沈文林主动报名去了刚建立的大青山抗日根据地，随军转战长城、阴山一带，一面作战，一面采访，工作出色，多次受到上级好评。

沈文林在记者组里年龄最小，被大家称之为“小记者”。人虽小却显得老练成熟，办事认真，对同志关心、体贴、爱护、深受大家厚爱。行军疲劳时，带头唱歌鼓励士气，哪个同志有什么要求，便和大家商量解决的办法；随时抽出时间与同志谈心，了解思想情况，起到了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对自已格要求，不断努力进取，在他的工作报告中写道：“只有和周围团结，才能收到帮助和成绩。只有接近群众，才能收到更好的材料，不但要访问，而且要新身参加战斗，抓住时机收集材料。

１９４２年春，日本侵略国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全面大扫荡”，沈文林为了更好地收集前线战斗的第一手材料，随同大青山骑兵支队三团在平绥铁路以北进行实地采访。一天下午，这支骑兵部队在绥中县境内遭日军包围，突围中来不及上马，文林与少数同志终因寡不敌众，被刺身亡，时年仅二十四岁，实现了“无愧于作一个八路军战士”的生前愿望。

沈文林牺牲的消息传到记者团，战友们以悲愤的心情为他写下了“青山埋忠骨、浩气凛千秋”的唁词。《晋西日报》发表了悼念文章。１９５２年，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追认沈文林为革命烈士。